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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文四川自贡自流井怡康中医诊所把各种植基地的本草纲目安全保质地应用到药品生产中。
《本经疏证》的作者邹润安(1790-1845))论药常以《本经》记载的药物主治为依据,深入到仲景使用该药的各个方剂中去寻根究源,探寻其所适应的病机。故“每缘论药,竟自论方,并成论病”,务必疏明药性之所以然。其论阿胶者亦然。
据《本经》记载:阿胶味甘平,主心腹内崩劳极,洒洒如疟状,腰腹痛,四肢酸疼,女子下血,安胎。
首先,邹润安明确地提出了阿胶的主治功效或其所适用的病机是“能浚血之源,洁水之流”,这是其他的任何一位医家所未曾讲到的。
“浚”者,疏通也,疏导也;“洁”者,化浊为清也,使洁净也。邹氏认为,“所谓心腹内崩劳极,洒洒如疟状者”,皆因“生血之所,气溃败以不继,血奔溢以难止,内则五脏之气不凝,外则经络之血不荣”,而阿胶“则仗其取肺所主之皮、肾所主之水,以火煎熬,融洽成胶,恰有合于膻中火、金、水相媾生血之义,导其源而畅其流,内以充脏腑,外以行脉络也。”这就是说,阿胶的炼成,本身就与人身火、金、水相媾生血之义相似,故作药则有同气相求之妙。但它又不是直接补血的,而是治因“水浊于中(按:水浊皆因热或挠动所致),则滓停于四畔及洼坎不流之处,所谓腰腹痛、四肢酸痛者”。他说,阿胶“取气薰津灌之皮,假水火烹炼成胶,胶成之后,随亦水消火熄。恰有合于澄水使清,各归其所”。在此,邹氏是用象思维来解释药性。由此看来,阿胶的功效,与其炼制的材料及过程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不论及的。阿胶与其他天然药材比较,的确有其特异之处。
其次,为了阐明阿胶要如何应用才能得当的问题,邹润安通过对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用有阿胶的诸多方剂,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邹润安自问自答:“何者为用阿胶确证”缘渴乎非也,“五苓散阿胶,亦能治渴”,还有温经汤证、连阿胶汤证、炙甘草汤证,皆不言渴。又为不得眠乎亦非也,以栀子豉汤、酸枣仁汤皆可治失眠,但皆不用阿胶。他又问:“连阿胶汤证,湿在中,何以用芩连土汤证,湿在中,何以用白术、附子、甘草、土”他认为,前者是由于“火燔于上,有湿不足以济之”,后者是“湿郁于上,有火不足以宣之”,故“阿胶随芩连,是化阴以济阳;随术附是和阳以存阴”。
他还认为,仲景在鳖甲煎丸中用阿胶,是用它挽留(或防止)紫葳、牡丹、桃仁、虫通血之过当;在薯蓣丸中用阿胶,是用它带领(或疏导)四物汤等药以和血。经云:人卧则血归于肝。邹氏认为,血不归肝者有种原因:一是肝血沽涩,二是血为火扰,是有化血之物,停而不化,反致血归肝者也,此则为阿胶之所主。
《别录》认为阿胶能“养肝气”。邹氏是这样解释的:肝藏血,血衰则肝家之气失所恋而耗散;血复则气得所养而充旺矣。
由于阿胶有益血之能,而血亦水属。邹氏认为“血是水之淳,水是血之漓。”他说:“血之病多在,则不流,化源反竭;水之病,多在停,停则不泽,反能生火。”如芎归胶艾汤所治之胞阻,鳖甲煎丸所治之疟母,温经汤所治之少腹瘀血,大甘遂汤所治之血室瘀血,皆是治血不流而化源竭者。其用阿胶者,正“取千里伏流不溃不决之济水,熬统护血肉之皮以成。皮者肺之合,火者心之合,水者肾之合。合相聚,不正似血之化源乎化源已续,斯瘀自行,瘀者行则决自止。”这一段讲得太好了,尤其是比较后一句话“化源已续,斯瘀自行”,为我们指出阿胶并非行血之品,它之所以能使“瘀自行”者,正在于它能浚血之源,使化源得续,所谓“导其源而畅其流”也。然而,他同时又特别强调,“阿胶之用,属阴不亏而不化血者,不治血之化源竭也。倘中焦汁可化,则非其所能任。”所以,在现代的中药学讲义上,一般也都认为脾胃虚弱及消化不良者不宜用之,这是与邹氏所论相符合的。
邹氏还指出:“水停而生火,则猪苓汤、连阿胶汤、炙甘草汤、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温经汤,皆其治也。”阿胶在这些方中皆起一个洁源导流,即导液的作用。
总之,阿胶是我国古代先民在医学上的一大贡献与发明,从其制作材料及方法上都体现了古人的聪明智慧。邹润安从其中悟出了它所包涵与对应的病机,即阿胶的主治功能与特性。在历代医家对阿胶的论述中,都没有邹润安讲得那么深透,那么精辟。难怪清代医王孟英对邹润安的著作评价说:“邹氏之书,疏经旨以证病机,俾古圣心源昭然若揭,不但有裨后学,足以压倒前人。”
治病当循表里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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